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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AMO全媒体运营都消失了,天会不会塌下来?

编辑导语:自从这几年自媒体风风火火的进入新闻业,网络资讯反而变得更混乱了,断章取义带节奏的假新闻比比皆是。社会公众是否只能忍受“自媒体”拼凑的低质量文章,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?本文…

编辑导语:自从这几年自媒体风风火火的进入新闻业,网络资讯反而变得更混乱了,断章取义带节奏的假新闻比比皆是。社会公众是否只能忍受“自媒体”拼凑的低质量文章,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?本文作者对此展开讨论,与大家分享。

在中国,持证上岗的中央、地方新闻单位和正规记者,是最能“名正言顺”地采访报道,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。其余那些自以为在做新闻的只能叫“自媒体”。

近期,微信等国内社交网络对“自媒体”展开清查,重申如发布新闻需取得相关资质。这其实是一个“历史悠久”的规定,不过每次强调以后,执行都越来越严格。对其它一些内容也是如此,比如 B 站要求财经类 up 主考取 CFA 资质。

然而在澳大利亚,情况却似乎是相反的:大型正规媒体在社交网络上的地位受到了威胁,有被一堆中小“自媒体”取而代之的风险。虽然这段风波已经告一段落,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平息:

假如有多年历史的老牌大型机构媒体,都因为无法盈利,不能顺应数字化浪潮而被淘汰了,它们留下的空缺是否无法填补?到那时,社会公众是否只能忍受“自媒体”拼凑的低质量文章,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?

01 澳洲《新闻议价法》风波

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第 9 频道等大型媒体集团牵头,澳洲《新闻议价法》进入了立法的最后阶段,该法案要求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向新闻媒体付费。前期只针对 Facebook 和谷歌两家公司,它们拿走了当地 80% 的数字广告收入。

按澳媒自己的说法,它们辛苦生产的新闻都被平台无偿拿过去使用,获得了大量用户和广告收益。澳媒对自己内容的开价是每年数十亿澳元,约合 100 多亿人民币。

很快,谷歌首先妥协,它与 9 频道签署的协议,每年要支付 3000 多万澳元。因为谈的早,所以给了个不小的“折扣”。这是因为微软的必应搜索表现出了跟澳政府合作的姿态,随时准备取而代之。

而没那么容易被替代的 Facebook 就硬气很多,宣布在自家平台暂停使用澳大利亚媒体的所有内容,也不允许任何用户转载其内容链接。不仅所有澳洲媒体的 Facebook 账户内容都被清空,还有部分澳大利亚政府账户同时被封杀,包含指挥抗疫的卫生机构,以及正在对抗山火的消防局。

Facebook 的解释是《媒体议价法》“没有给出什么才算是新闻内容的清楚指示”,所以不得不使用一个“宽泛的定义”来确认什么才是媒体。当然,这被更多人看作是一种挑衅。

澳洲总理莫里森出面喊话:“想在这做生意,就得遵守我们的法规。”不过澳大利亚本土没有对应 Facebook 的同类平台,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他们又不愿意用。

经过多轮会谈后,Facebook 跟澳洲政府达成和解。当局对法案提出四项修订,包括修改强制仲裁机制,以及增加两个月调解期等。Facebook 恢复了对澳媒内容的展现,此后会再与澳洲传媒商议具体的付费协议。

英国广播公司(BBC)《数字星球》节目的分析认为,虽然澳政府之前的态度非常强硬,但是后来灵活地转变了立场。政府没有实现原计划的所有目的,但是做到了让原本自由做生意的公司,不得不跟政府讨价还价,这已经是一项重大进展。

02 大媒体撤走,社交网络新闻“微信化”?

在《媒体议价法》争议期间,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凡、蒙纳士大学讲师 Robbie Fordyce 在《对话》(The Conversation)撰文指出,如果政府和社交平台的角力僵持不下,Facebook 在澳洲的运营“可能会变得更像中国的微信平台”。

微信公众平台于 2013 年 8 月推出至今,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个人和小型工作室开设“自媒体”账号,每天出产数百万篇文章,很大一部分是新闻报道、具备新闻属性或者“夹叙夹议”的,其中充斥着低质量的内容。

这种模式可能很好地迎合了平台方和公众的“需要”,却会带来严重的侵权、假新闻等问题。

文章作者杨凡访谈了 24 名运营澳洲本地微信公众号的华裔员工。澳洲的公众号主要也是面向华人华侨,基本没有华裔之外的受众。

杨凡发现,这些公众号雇佣的“记者”似乎比传统媒体少得多,有的没有专职采编人员。这些“记者”几乎都是短期实习生,其中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专业记者。实际上,他们负责的是将现有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,编辑加工后重新发布。

“记者”们通常是东拼西凑多个新闻来源,甚至是直接抄袭,可能还会使用机器翻译“洗稿”以避免被发现。另外,这些公众号也经常采用“标题党”策略,对事件夸大其词。

当然,Facebook 不像微信那样禁止外链,因此对内容的管控能力更弱,遇到不实信息也不能一删了事。但微信公众号完全内循环的生态系统,同时截留了所有的广告收入,这样的模式对 Facebook 很有诱惑力。

文章指出,中国和硅谷互联网公司经常互相“借鉴”,今后 Facebook 干脆学习微信推出一个封闭的,平台专属的新闻服务,也不是不可能。

“自媒体”最少只要一人即可分饰撰稿、编辑、营销、内容制作等多重角色,而且对专业性几乎没有要求,也可以将工作外包给外国廉价劳动力,形成“内容农场”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山东“新媒体村”以及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假新闻影响美国大选等案例。

虽然这些“自媒体”并不严格遵守新闻伦理规范,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,它们得以“降低运营成本”,对花大价钱和专业精力做出的传统新闻内容构成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挑战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(2020)》展开了一项 3 万人的问卷调查,结果显示,民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,倾向于通过移动端从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,电视、纸媒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占有率大大下降。腾讯微信是用户最多、最广泛的新闻信息获取平台。

与此同时,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现实生存的挑战。手机新闻客户端供给侧多元化内容竞争日趋激烈,对手主要就来自自媒体和聚合类商业平台。而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商业模式模糊不清,二次售卖、内容付费、平台模式都无法有效落地。这些问题跟澳洲大型机构媒体遇到的挑战如出一辙。

杨凡和 Fordyce 认为,许多反疫苗接种者、地平论者、白人至上主义者等边缘团体已经在 Facebook 上以“微信模式”运作。如果此时在 Facebook 上不再有较传统的机构媒体产出新闻,那么这种边缘化的新闻模式一定会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。

03 相对大媒体,“自媒体”有两个问题

社长认为,相对大媒体,小型团队或个人撰写新闻时主要有两个问题:一是抄袭、洗稿等版权争议,二是缺乏事实核查能力,靠“标题党”吸引眼球,难以公正持平。

1. 版权问题

某些“自媒体”拼凑和洗稿加工,主要是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。但机构媒体并不垄断一条新闻的信源,“自媒体”本来就有其他一些办法,可以规避掉版权问题去报道同一条消息。

尽管机构媒体会尽可能派记者亲赴现场,但它们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当事人、事件亲历者自己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。“自媒体”引用这些信息时,与机构媒体的地位是平等的。

而对于机构媒体如《财新》等的独家报道,“自媒体”也可以依据著作权法对时事新闻的“合理使用”原则,引用其核心内容。《财新》转载规范指出,外部引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原文的 1/10,但合规的转载已经可以让大部分读者不需要付费购买全文。

2. 事实核查与“标题党”问题

相对大型媒体而言,小媒体更难以对自身报道做出事实核查,以及坚持公正、持平的原则。有的是不能,另一些是不愿。

例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成立的“反贪腐基金会”(FBK),该基金会的调查员“从不遵守新闻行业规范,从不寻求对立一方的回应”。“全球深度报道网”评价说,“任何专业的新闻机构都不会接纳这种报道方式。”

如果媒体在同一篇报道、同一个页面当中,不能持平的反映当事各方的观点,可能会让读者对事件的全貌理解产生偏差。而社交网络又往往是“缺乏耐心”的,读者甚至可能只扫一眼标题就完事,更不用说还充斥着“懒人包”这种东西。

在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的基础上,还要做到全面、持平,无疑对“自媒体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但微信等平台的流量分配完全是“适者生存”,因此放弃中庸之道,采取“标题党”策略是这一竞争机制下的必然结果。

在国内,甚至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等官媒开设的公众号,也同样采取“标题党”策略,放弃了四平八稳的传统标题。《中国报业》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样“符合新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,可以快速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,缩小传受端话语差距,可以创新性地构建媒介形象,进而提升传播效果。”

04 但“微信化”一定是坏事吗?

这带来一个问题:不采用传统机构模式,由小型媒体或个人生产的新闻信息,就一定不可靠吗?如果只在社交网络上摄取不含机构媒体报道的信息,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?

机构媒体和“自媒体”之间并非针锋相对,非黑即白。实际上,不少“自媒体”的主理人有机构媒体从业经验;此外也有一些原本的业余团队,最后可以发展成专业的新闻编辑室。

在澳洲本地就有一个例子,是始创于 2010 年的华人媒体“今日传媒集团”。它最开始提供分类广告和论坛服务,后来访问过多位澳洲总理、前总理、内阁部长和州长,2019 年获得“新州州长多元文化传播奖”的“年度最佳青年记者”等奖项。

虽然大型机构媒体可以传播一些人人都有必要知道的公共信息,在疫情期间更是如此;但是有很多的独立记者和小团体,专门致力于对某些社区成员来说更重要的事情,如少数族裔权利、家庭暴力、自杀等问题。将这些小的媒体降低权重或干脆一同关闭,可能对读者而言是更大的不负责任。

然而,《媒体议价法》仅仅列出了谷歌和 Facebook 两家平台需要给新闻集团、9 频道等头部媒体付费,那些中小型的社区报纸、非盈利机构和自由撰稿人无法从新法中获得更多好处。

澳洲大型机构媒体是推动本次立法的主要势力,也是收取转载费的最主要受益者。这些媒体本身就是 Facebook 和谷歌非常青睐,而且会得到优先展示的新闻来源。相比之下,小媒体和个人撰写的稿件很难获得足够的展示权重。

这一次的讨价还价背后,平台最终仍然希望这些大媒体的报道能够优先回到平台之内,因为媒体基数小,质量有保证,展示效果易于控制。所以,风平浪静之后,小型媒体还是难以撼动大媒体在平台上的地位。

但是经此一役,大型机构媒体可能会发现,它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地位变得跟“自媒体”也差不多了——从同时掌握渠道和内容的完全体,退化成给社交平台“供稿”的作者团队。与此同时,平台扮演了在众多媒体之上的“总编辑”角色。

微信的“看一看”最近几次更新引入了 # 号话题功能,同时针对热点事件建立了专题页,吸纳众多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的公众号文章,连它们下面的精选评论也会一并展示。

2018 年起,谷歌新闻引入了“完整报道”(Full Coverage)功能,聚合了热门新闻,本地消息,深度报道,解释性报道,访谈等板块。该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自动整理报道专题。最近它开始试着自动判断什么事情正在成为“爆款”,并自动生成专题页。

与之类似的是,事实核查也可以同样作为一项服务(Fact-check as a Service)由平台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,从而这不再是一项被大媒体垄断的技能。这几年,社交网络平台会强制提供事实核查这项“服务”,对假新闻和立场有偏颇的内容,通过加标签和断开链接等方式提供警示。

因为读者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自行核查多个信源,在同一页面之内保持信息的真实、全面、持平就显得更为重要。幸运的是,平台层面代替了媒体和“自媒体”,正在做类似的尝试。

综合来看,大型机构媒体的优势在于掌握更多一手信源,有更多直接采访和深度报道,并具备事实核查能力,会尽可能产出公正、持平的报道。但是如果它们的巨大开销无法通过盈利来弥补,这样的精品内容产出是不可持续的。

与此同时,小型“自媒体”可以通过利用公共资源,受平台规则约束的基础上扬长避短。所以,一旦大媒体在社交网络上完全缺位,留下的空缺会很快被填补。相信这也不会是新闻业和广大读者的“末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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